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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行政法对行政权之控制实现了从形式要件向实质要求的转变，其不再仅仅依赖形式要件以实现行政权控制的目的，而是面向社会和当事人开放的。

二是我国的改革实践迫切需要地方人大根据本地实际创设新的处罚种类。而从制规过程来讲，地方性法规创设行政处罚种类也是在宪法精神、行政处罚法基本原则、诸法中的法律保留条款等的指引下完成的，其合宪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有程序和实体上的保证。

[25]对于上述两种质疑，本部分将分别予以回应。佐伯仁志教授认为：《地方自治法》第14条第3项一般性地规定，对违反条例的行为，可以科处刑罚。对于企业法人而言，除了吊销许可证、吊销企业执照，还应当扩展至命令歇业、命令解散、撤销或废止许可证或登记等具有类似法律效果的处罚种类。第二条教义则是使功能适当化的动态调整。笔者认为，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扩展至申诫罚和行为罚本身即形成了种类限定。

（一）功能适当是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一项基本原则 张翔教授对功能适当原则的功能和教义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此时，在《行政处罚法》中增设信用惩戒的处罚种类或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新设信用惩戒，都会因缺乏全国统一的信用制度而无法实行，那么允许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建立信用惩戒能够在当地起到良好的制裁效果。实行特赦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宪法规定的直接适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对于作出特赦决定、发布特赦令已作出明确规定，过往实践中业已形成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

第2条规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应当依法履行下列工作职责：解答法律咨询。有些国家要求获得法律援助和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缴纳费用，如新西兰在申请法律援助时要交纳申请费50新元（可免除）。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是1994年年初至2001年第二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考虑到政府财政投入有限，为了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7年）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费用分担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案卷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并支付法律援助服务费用。

为此目的，各国应当采取措施： 一是有所设立的为包括公设辩护人计划在内的法律援助计划筹资的法律援助基金，以便对法律协会或律师协会提供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进一步讲，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职责不清主要是指法律援助组织管理监督行政部门与法律援助业务实施机构在职能定位、机构属性、分工配合等方面相互交错和紊乱，并出现了以下尖锐的问题： （1）法律援助组织管理监督行政部门与法律援助业务实施机构的功能定位相互交错。

第六，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机制。《俄罗斯联邦无偿法律援助法》第1条、第2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有权依法获得无偿法律援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出售刊物或其他材料来筹集资金。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

根据本条例，一个人的配偶的资源应被视为该人自己的资源，对于未成年人、学生和其他特殊案件还可以考虑其他人的资源。在我国，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是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力量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加强对组织实施行为的监督，明确审批时限，规范工作流程，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向外国国民提供法律援助应当遵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其他可适用的双边条约的要求。

对于《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规定，各省（区、市）地方通常作出调整，包括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上浮一定比例（如1.5倍）作为经济困难标准、规定几类免于经济困难标准审查的情形等。三是加强办案质量监管。

三是法律援助质量的监督、评估以及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质量问题长期被忽视。三是现行经济困难标准只涵盖部分法律援助对象，与应援尽援相悖。

同时，第1003条[2996B]对法律服务公司的设立目的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为给予在非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无力负担法律帮助费用的人提供法律帮助，以经济支持为目的，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一个非会员制、非营利性的私营公司，即法律服务公司。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具有一定规模，法律援助机构的双重定位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获得国家统一法律援助而非自行委托服务的判断前提，经济状况处于经济困难是法律援助的特有与核心条件。十多年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投入达到66亿元，财政拨款64亿元，年均增长16.6%。对此，《法律援助法》应当做出正面的回应，在内容上既要将现有成果予以固化，也要对其他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是经济困难标准的概念很不明确。

承办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其他任务。应该说，对经济困难这一适用条件的规定，采取授权性规定更可取，不仅赋权于各地政府，也便于区别对待。

而且，机构未单独列编、人员内部调剂、机构与其他科室合署办公等现象较为普遍。它分三种情况：依照《社团条例》规定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如各种行业协会等。

相比之下，《专家建议稿》建议增设第六章财政保障。2.《法律援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

《联合国关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获得法律援助机会的原则和准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2）将提供法律援助的个人称作为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把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称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公设辩护人组织多设置于人口稠密地区，建构在联邦和州（县）两个层次上，主要隶属于行政分支，运作经费以州（县）政府拨款为主。创立基金新台币五亿元，由主管机关于第一年度编足预算捐助。有些发达国家则靠巨额的政府投入，来缓解日益突出的法律援助供需矛盾。

四是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数量较多，能够充分满足法律援助的需求。《法律援助法》应做好宏观布局。

从上述规定看，各国因其各自情况不同，所以对经费保障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其中可能包括：公设辩护人、私营律师、定约律师、公益计划、律师协会、律师助理及其他人。

这一规定比《法律援助条例》有明显的进步，《法律援助法》应当充分审议。这从立法体系上看应该说比征求意见稿更胜一筹。

其中，第20条对法律援助人员规定为：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是明确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中心是指导、监督关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放宽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而且，一般都根据本国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参考本国或地区的法律服务价格，确定了在一定时期内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对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以及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美国法律服务公司法》（2010年修订）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法案是对《1964年经济机会法》的修改，其目的是有利于法律服务项目由原来的经济机会转为法律服务公司。

从理想的状态看，为了能够对症下药，应当统一设置法律援助组织。相比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立法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但与各界的呼吁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法院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调查，要求出具证明和调取信息。而且，可以将困难标准与社会诚信体系衔接，强化真实性与可靠性。